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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guozhong11 的博客

刘国重的读金时代

 
 
 

日志

 
 
 
 

【任我谈之五】法家帝王——万民如蚁任我行  

2010-04-12 10:17:53|  分类: 向问天任我行东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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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乎别人骂我,只要他们怕我。

                                                             ——凯撒

 

 三联版《笑傲江湖》1187页:“盈盈道:‘爹爹,你听上官叔叔说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觉得这句话很突兀,是不是?’任我行道:‘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

当时的任我行,对“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还是一种排拒的态度。复辟成功之后,任我行教主对“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追求,比东方不败更执着,更痴迷,真把自己当秦始皇了。

任我行如秦始皇,所谓的“法家帝王”。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也不错。

令狐冲站在黑木崖上。眼见“一群豪杰之士,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个人跪拜”,想的是:“(任我行)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任教主还是和东方不败一样,以恐惧之心威慑教众。众人面子上恭顺,心底却愤怒不服,这个忠字,从何说起?’”

令狐冲想问题 太简单,有时候很幼稚!

公孙鞅同志的意见,就老到多了。“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商君书·去强》)对臣民施以严刑峻法,苛酷待之,体现的却正是主子对他们的疼爱呵护,关键时候 ,他们才肯为主上出死力、卖贱命。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商君书·弱民》),任我行教主实际继承了东方教主的政策,实行的,正是商鞅的“弱民”之道,且由商鞅本人道来,“治国之道,务在弱民。……弱则有用。”

另一法家思想大师韩非子,对儒家鼓吹的“得民之心”根本嗤之以鼻,认作是“不知治者”的谬论,“为政而期适民”,在韩非看来,却是“乱之端”也(见《韩非子·显学》)。韩非并认为“诛莫如重”“毁莫如恶”“有道之君,不贵其臣。”他理想中的‘有道之国’,终于出现在黑木崖上,“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

杨莲亭以童百熊的孙儿胁迫老童屈服,任我行复辟成功立即宣谕“一人有罪,全家老幼凌迟处死”,采行的都是韩非的方案,“亲戚妻子,质也。”(《韩非子·八经》)

任我行“以恐惧之心威慑教众”“屈辱天下英雄”,这样培训出来的教众,一旦对正教开战,如何能有战斗力?于此,商鞅很有把握最有信心,“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商君书·弱民》)

一切,确如商鞅所料。令狐冲在华山“只见山岭上一处处都站满了哨岗,日月教的教众衣分七色,随着旗帜进退,秩序井然,较之昔日黑木崖上的布置,另有一番森严气象。令狐冲暗暗佩服:‘任教主胸中果是大有学问。……这等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数千人犹如一人。……五岳剑派的众位掌门人就算一个也不死,五派的好手又都聚在华山,事先倘若未加周密部署,仓卒应战,只怕也是败多胜少。’”(《笑傲江湖·39·拒盟》)

人啊,是经不住试炼与高压的。令狐冲当日所见所思“众人面子上恭顺,心底却愤怒不服”也许是真。不要紧,持续的洗脑加上威压,“三尸脑神丹”辅以“吸星大法”,教众被剥夺了最后一点自尊,彻底失去自我,至于那一天那一步,多数教徒对教主的“忠贞”,自然坚如磐石,雷打不动。

对极少数的思想顽固份子,羞辱之、刑戮之、孤立之、威迫之、痛詈之、批斗之、群吠之、围攻之……剥夺其自由,挟持其家人,于是,这些花岗岩脑袋也只可磕如捣蒜,再不敢乱想乱说乱动。

让奴才们不敢乱想乱说乱动,也就实现了韩非子所设计的“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历代的任我行们,做到这三“禁”,几乎可以无敌于天下

欧罗巴的韩非子,也就是马基雅维利先生,说得也很坦白,“为了使他的子民统一与效忠,一个君王不应该顾虑到残暴的谴责。……尤其是那种新登大宝者不可能逃避残暴的名声,……受人爱戴比令人畏惧更好,抑或相反?……如果君主要在两者之间取舍,与其为人所爱,总不如为人所惧更加安全。……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要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虑,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斩断了。可是畏惧却是由于对惩罚的害怕而维持的,永远不会失去功效。”(《君主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以1973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挟持事件来命名的。

   长期被挟持的人质,终于爱上了绑匪。

   1963—1966年,金庸创作、连载《天龙八部》,所塑造的游坦之,具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切典型特征。

  06年,我写过一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先行者——游坦之》,专门谈此。

 金庸见事,仍是远远落在前人后面。

 2000多年前,商鞅已经发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的隐性的存在。

 商鞅,利用了这种心理,诱发了这种心理,事实上在秦国普及了这种心理。“游坦之综合症”传染蔓延,如“秦流感”。

 六国尽入秦版图,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流感”,遂蔓延遍于禹域,流转千年。

 

 

 

《鹿鼎记》第十九回,像其它各回一样,用的是查慎行的诗句,“九州聚铁铸一字,百金立木招群魔。”

第十九回正文之后,金庸加一短‘注’:“战国时秦国商鞍变法,法令初颁时恐人民不遵,立三丈之木于南门,宣称若能搬出北门者赏五十金,众皆不信。有一人试行搬木,商鞍果然依令照赏,于是人人皆信其法。商鞍立法严峻,民不敢违。……‘百金立木招群魔’句,本书用以喻神龙教教主先以甜头招人归附,然后施行严刑峻法,部勒教众。”

这里,査慎行查良镛对商鞅那套做法——也就是任我行洪安通那套做法——的恐惧与厌恶,明晰可见。

商鞅事业的继承者、光大者、集大成者,嬴政是也。金庸对他,作何评价?“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讲秦始皇好的,我认为不好。”“我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2009年3月,《时代周报》对金庸的专访)

 

 

任我行一旦“一统江湖”,也会像嬴政那样焚书坑儒摧残文化(“咱们神教一统江湖之后,把天下文庙中的孔夫子神像搬出来,又把天下武庙中关王爷的神像请出来,请他们两位让让位,供上咱们圣教主的长生禄位!”);

也会像嬴政那样控制舆论、“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你们以前都在东方不败手下服役,所干过的事,本教主暗中早已查得清清楚楚,一一登录在案。但本教主宽大为怀,既往不咎……但若有谁胆敢作逆造反,不服令旨,那便严惩不贷。一人有罪,全家老幼凌迟处死。”);

也会穷兵黩武不顾生民死活(“方证道:‘……三位来到敝寺,杀害八人,此事却又如何了断?’任我行道:‘那又有甚么了断?我日月教教下徒众甚多,你们有本事,尽管也去杀八人来抵数就是。’”);

也会追求长生久视万寿无疆(“任我行哈哈大笑,说道:但愿千秋万载,永如今日。”)

……   …… ……

 

 

世间真有《葵花宝典》这样的伟大作品,为“前朝太监”所著,用以阉割自己以及他人的身体灵魂?

三千年以来,只得两部。

一部《商君书》,一部《韩非子》。

无廉耻,无特操,漫不在乎地逾越人伦底线。为君王舔痔唯恐不周,对庶民荼毒唯恐不酷,“太监人格”于焉得以完美展现。

贯穿中国这三千年的历史,有两条线。一条,如任我行所行,也即是卡尔·马克思所言“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另一条线,以令狐冲为代表,寄望保持自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两者,却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自古以来,“笑傲江湖”(或《广陵散》)那高亢孤绝的琴声,从来都淹没于“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宏大马屁叙事诗中。

可以被淹没,不可以不可能被杀灭。

在《笑傲江湖·后记》,金庸写道:“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

 

 

东方不败篡位,为着心中那不可阻遏的权力欲,之外,恐怕他也很看不上当年任我行教主的那套草莽气息的统治手段,亟盼掌握大权对神教加以革新,“你不行的,我来干!”十二年后,东方不败对着任我行追怀当年,“我初当教主,那可意气风发了,说甚么文成武德,中兴圣教……”

东方不败当政十二年,十二年间,尤其早期,东方不败对神教体制进行了大幅、深入的改革,使之更集权,更没有人性,却更加适应于实现“一统江湖”(即是:混一天下)的目标。

网友春王正月认为杨莲亭先生的作用堪比商鞅。我更愿意相信这些革新出自东方不败的自主自为。杨莲亭?做商鞅是不够格的,也就赵高之辈。
 “令狐冲道:‘身居高位之人(指东方不败),往往装神弄鬼,令人不易见到,以示与众不同。’”
  令狐冲,糊涂虫,未必有如此见识。这份觉悟,只怕是作者金庸暂借给他的。
  杨总管莲亭先生替他的东方教主整的这套,历史悠久,从他的祖师爷赵高那传下来的。“(赵高)乃说二世(胡亥)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史记.李斯列传》)

或者可以说,杨莲亭是商鞅与赵高的混合体。

杨莲亭,是一个人,也是两个人。

 

 

东方不败与任我行,互为前任,互为接班人。

最高权力,只可独享,不容他人染指,任我行东方不败有势难两立的一面。

更有相互继承的一面。

东方不败继承了任我行的“三尸脑神丹”。

任我行继承了东方不败的“辱民”“弱民”之道。

【一】“任教主还是和东方不败一样,以恐惧之心威慑教众。”

【二】“(任我行)笑道:‘东方不败这厮倒有不少鬼主意,高高在上的坐着,下属和他相距既远,敬畏之心自是油然而生。……’”

【三】“任我行以前当日月神教教主,与教下部属兄弟相称,相见时只是抱拳拱手而已,突见众人跪下,当即站起,将手一摆,道:‘不必……’心下忽想:‘无威不足以服众。当年我教主之位为奸人篡夺,便因待人太过仁善之故。这跪拜之礼既是东方不败定下了,我也不必取消。’当下将‘多礼’二字缩住了不说,跟着坐了下来。不多时,又有一批人入殿参见,向他跪拜时,任我行便不再站起,只点了点头。”

 “弱民”“辱民”的统驭之道,如由东方不败亲力亲为,绝对有效。至若杨莲亭,其威既不足以服众,再加上小人弄权的张狂与胡闹,致令黑木崖分崩离析。这一点,令狐冲在华山目睹任我行治下日月教的气势,也察觉到了,“东方不败自也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只是后来神智错乱,将教中大事都交了杨莲亭,黑木崖上便徒见肃杀,不见威势了。”(《笑傲江湖·39·拒盟》)
       东方不败与任我行,在“一统江湖”的大方向上,完全一致。(“任我行笑骂:‘胡说八道!甚么千秋万载?’忽然觉得倘若真能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确是人生至乐,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这一次大笑,那才是真的称心畅怀,志得意满。”)

东方不败与任我行,个性迥异,但他们的政治性格,是统一的。于是,“令狐冲远远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颇为朦胧,心下忽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笑傲·绣花》)

他们创建了体制,之后,体制占有了他们。

东方不败与任我行,是两个人,也是一个人。


                                                                               2010、4、12

 

附录                            浅谈《笑傲江湖》中的“儒家”人物 

    

    岳不群身穿儒服,谈说孔孟,居“正气堂”,号“君子剑”。

    华山派,尤其是岳不群时代的华山派,很重的儒家色彩。而这个华山派,却与《葵花宝典》渊源甚深,华山派之分为“剑”“气”二宗,便由这《葵花宝典》而起。在最早版本的《笑傲江湖》中,并且出现了这样的字句:“岳不群翻开《紫霞秘笈》最后一页,指着最后的十六个字道:‘你看。’岳夫人顺着他手指看去,见那十六个字写的是:‘紫霞秘笈,入门初基。葵花宝典,登峰造极。’”

   金庸是否在暗示儒家思想对于国人有着“自宫”的极大功用?

    应该不会。

    岳不群,是儒家,却是伪儒;是道学家,究属假道学。

    金庸向来不反儒,更不反孔。我所读过的所有的金庸各类作品中,竟无一字对孔子出语不敬的。

    曾任金庸私人助理、《明报》副总编辑的张圭阳先生,在他的《金庸与明报》一书,专门立有一章《儒家理想》,论述金庸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写《明报社评》多持“儒家立场”。张先生的这一结论,很能令人信服。

   直到晚年,金庸仍是拳拳服膺于孔子之道,可谓“吾道一以贯之”了。

   金庸最佩服的当世历史学家,一是陈寅恪,一是钱穆。金庸比钱穆,更不保守一些,还是与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一系的思想更合拍。

“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这是1961年的吴宓眼中的陈寅恪先生,读金庸晚年的演讲、访谈等等,很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我看金庸:本性是道家。后期皈依释家。其政治理念,仍是儒家的“仁政”。

“隐士”嘛,怎么说都更是接近于“道家”的理想,而与儒家更为疏离。然而,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仍是写道:“《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金庸这样写,是什么态度?即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学者宗之,……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的态度。
         金庸刻划岳不群,意在“反儒”?

 不是。

 甚至,有意无意,金庸曾经撇清过这样的嫌疑:

 一九九八年,在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金庸对此有所解说,“岳不群是伪君子,他的原型相信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就是伪君子,孟子形容这种人“媚于世”、‘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中国社会中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有伪君子,不必到书中去找‘原型’。”(《金庸散文集》274页)

从这段文字,我读出的潜台词是:写岳不群这个“假道学”,不为反儒非孔,且是在否定为孔孟所否定的那一类人物。

《笑傲江湖》,张扬道家,掊击法家,亲近佛家,容纳儒家。

  春王正月兄在回帖中道“从政治的角度看,方正冲虚都是儒家”我刚看到这句话,很是惊喜。
  在《笑傲》的政治世界中方证的作为,或者说少林派的政治性格,更能代表儒家。这样的观点,我本想说出写出的,考虑到至少要再写500字作解释,也还未必能解释清楚,放弃了。
  如果说“正教”其它门派像东周列国,少林派就有点像周王室,却是介于西周王室与东周王室之间。“天子弱,诸侯力政”,已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但《笑傲江湖》所写少林派,其实力,还是要强于东周王室。

 儒家历来“周孔”并称。周王室,作为周公的继承者,可以被视为儒家正统的,或者说是可以被儒家视为正统的。
  如果说少林派是正教各国(各派)共尊之“王”,那么“魔教”就算得被“攘”的那个“夷”了,而左冷禅的“盟主”,就略似秦穆公的那个“霸主”(左冷禅不满足于做“盟主”而推动“五岳并派”,就相当于秦始皇的吞灭六国,不成功罢了)。
  以上所说,很有些时空错乱,呵呵,不解释了,也解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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