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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guozhong11 的博客

刘国重的读金时代

 
 
 

日志

 
 
 
 

武侠与历史,金庸与高阳 [三题]  

2009-12-13 18:00:53|  分类: 金与其他作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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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侠与历史
  
   金庸在1960年,创办了一份小说杂志,《武侠与历史》。他的《飞狐外传》,便曾连载于此。  
  “武侠与历史”之谓,很能见出金庸与高阳的异同。金庸记武侠,又渗透相当多的历史内容;高阳述历史,而带有浓重的武侠色彩。
  我在《金庸与古龙,我作如是观》一文中,违背了东坡居士“不用思量金(今)古,俯仰昔人非”的训诫,对金庸、古龙两位武侠大家妄加评骘,惹得“古迷”老大不高兴。自审对古龙先生绝无恶意,无奈当代武侠小说名家,金庸之后,仅见古龙,阅读二氏之书,心中完全不起比较之念,很难。
  一旦放宽视界,不拘囿于武侠小说范畴,坦白说,我认为古龙较金庸,在文学成就上,所差不止一个等级。文学造诣真正与金庸具可比性的,不是古龙,是古龙的酒友,高阳。  
  群众的眼睛,向来贼亮。多年以前人们已将金、高并举,“有华人处便有金庸的读者,有井水处总见高阳的小说”。  
  金庸、高阳,是大同乡。高阳1922年3月15日,生于浙江杭州横河桥,本名许晏骈。金庸1924年2月6日,生于浙江海宁,本名查良镛。海宁县在清代,也归“杭州府”管辖,二人都算杭州人。  
  高阳《命中注定做傀儡的溥仪》谈到:“清朝对士大夫及百姓,远胜明朝。所谓‘深仁厚泽’并非虚语。……洪杨事起,军需浩繁。而朝廷仍坚守康熙三十八年‘永不加赋’的祖训,是故洪杨平后,残破的农村得以迅速重建,与明朝末年情愿将田地送人的情况完全不能比。”(《大故事》页178)金庸、高阳对满清一代,都有不错的评价。金庸肯定清朝前期,高阳则对晚清也颇认可。这,当然是他们掌握大量史实后作出的独立的价值判断。(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满清的应对表现,很难令人满意。不过把中国衰落的屎盆子,全扣到满族人头上,并不公道。)也与他们的家世不能无关。海宁查氏,在清朝前期尤其康熙朝盛极一时,雍正上台后,便相对衰落了。横河桥许氏的辉煌期,正在晚清。高阳的高祖许乃钊咸丰年间出任江苏巡抚,帮办江南大营。许乃钊之兄许乃普(高阳称呼他为“伯高祖”)是嘉庆庚辰榜眼,道光咸丰年间历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尚书。光绪初年的军机大臣许庚身,再早些入值南书房(“征奉南斋礼数崇”)的许寿彭,都是高阳的曾叔祖。  
  金庸对康熙的高度评价,恐怕多少也存在类似状况。金庸在海宁老宅的十几年岁月中,必然有长辈(包括父母)不断指点着殷殷告语,祠堂门上那副“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的对联、前厅以九条金龙作装饰的“敬业堂”“澹远堂”的匾额,便是某某皇帝御笔。金庸看惯了匾额、对联,自然对这个与自己家族颇有渊源的“小玄子”大起亲近之感。此后金庸多读清代史料,了解了康熙的文治武功,更是钦佩,甚且会心生“与有荣焉”的感觉。如果金庸对康熙的基本评价原是九分,加上一份幼年便有的亲近感,最后的评价就可能是十分甚至十二分了。
  王熙凤说她们家的孩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金庸、高阳世家子弟,于旧国繁华,虽未亲历,毕竟目睹其余光。
  土改之后,几乎所有的文化世家皆遭摧残,莫说“诗书传家”,生存且无保障。世家绝灭,
二月河、唐浩明、熊召政辈,真真连猪跑也未得见,读书虽多,史实虽精,对明清之时代气氛、社会心理,已经隔膜的很了。  
  记得读二月河小说中雍亲王与宫女一段情节,哭笑不得。那幕场景,倒像是二月河“上山下乡”时可能看到的村干部强奸女知青。  
  这种情节,在金庸或高阳笔下,绝对不会出现的。  
  “康熙皱了眉头,一言不发的听完,沉思半晌,说道:‘小桂子,你好大胆!’韦小宝吓了一跳,忙道:‘奴才不敢。’……康熙道:‘更加胡闹了。吴应熊这人我见过两次,他精明能干,是个人才。他又不很年轻了,房里还少得了美貌的姬妾?怎会大胆狂妄,对公主无礼……’”  
  康熙再英明,也料不到他自己那个比吴应熊更“精明强干”“又不很年轻”“房里不少美貌姬妾”的第四子,到了二月河笔下居然“大胆狂妄”到对侍奉自己的宫女“无礼”。  
  金庸指出二月河的小说“在男女感情上面的描写比较粗糙一点”,话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我看过的近世历史小说不算多,就中感觉,堪与高阳相比的作者,唯有项庄,也就是1964年倪匡代写《天龙》连载时帮他把守“文字关”的董千里先生。读完董著《成吉思汗》,我很明白金庸临行为何要嘱托倪匡“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洁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成吉思汗》一书,大气、浑成,如史如诗,乃如史诗。了不起!  
  《成吉思汗》的成功,如《射雕英雄》,亦从《蒙古秘史》得益甚多。  
  历史小说至高阳,正如武侠小说至金庸,已是巅峰,再不会有人超越了。不是没有才力卓绝之人,而是华夏的气脉、文脉已断,接不上了。  
  胡河清对金庸的认知,也完全适用于高阳,“他有着一个古老的名宦世家的血缘。他的情感体验,尤其具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家世感,‘接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处……有的评论者指责陈家洛对待乾隆‘太过软弱’,殊不知这种‘软弱’正表现了金庸对于中国传统人情的把握之精微…… 和曹雪芹一样,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这份“家世感”,是今天及以后的中国小说家不能具备的。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他读20世纪前半叶的小说如饮茅台,阅20世纪后半叶的作品就像喝二锅头了。(总体上)看看前、后半叶小说家们各自的家世、教养,便不难理解何以有如此差距。

    “世卿世禄”的体制,在华夏消失甚早。上千年来,中国的平民与世家,可以相互转化,而非一成不变。每一个时代的平民子弟与世家子弟,既互争雄长,又彼此协力,如鸟之双翼,舟之两桨,乃有华夏文明的千年传承。如今一翅已折,一桨已断,文事上便唯剩朴野,不见高华了。 
  当代作家,写当代题材,还好些。写起了武侠或历史小说,便如瞎子摸象,不免隔膜。金庸倒是很赞赏二月河作品中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然而,明瞭某一时代的所有“历史细节”,不代表他有能力复现彼时的时代氛围、社会心理。可以成就一个优秀的历史学者,难能造就一个杰出的历史小说家。胡河清所言“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是今天的历史小说家所不能梦见的。 
  王跃文《国画》等当代题材小说,很不错。他与人合著的那本以晚清为背景的《龙票》,简直就没眼看了。《国画》胜在真实,《龙票》窳在失真。

   我看冯小刚以往的贺岁片,很喜欢,蛮好玩。等到冯导拍历史剧、古装片《夜宴》,鄙人断乎不敢承教。我就纳了闷了,冯小刚了解古典中国,竟有几分?
  “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20世纪后半叶,华夏文明遭遇荼毒之惨,亘古未有,真可谓“丧乱之极”,侥幸于台港海外,仍有一灯闪烁。  
   1972年,金庸完成《鹿鼎记》连载,从此封笔。1973年,高阳起笔写作《胡雪岩》。后者很能证实前者“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鹿鼎·后记》)的揣想。韦小宝、胡雪岩、杜月笙类型的人物,在中国任何时代都不缺乏的,而且都活得——虽未必有小说中那样夸张——很好。  
  香港有金庸《鹿鼎记》,台湾则有高阳《胡雪岩全传》、章君榖《杜月笙传》,这三本书,虽不好说是“必读”,要没读过,总是很遗憾的事。  
  三书皆鸿篇巨制,过百万言。  
  巧合的是:三书均得一“庸”字,《鹿鼎》为金庸(查良镛)作品,胡雪岩名“光墉”,杜月笙名“杜镛”。  
  书中主人公韦小宝、胡雪岩、杜月笙三人亦颇有相似。他们都在黑白黄三道游刃有余,都是“通吃”各界的大人物。

   小说《胡雪岩》的主人公,最常说的一句话,“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惭愧!这话是胡雪岩说的还是作者让他说的,我并不确知。我所确知的是:这话实在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口头禅。  
  三人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左右逢源风光无比,因为他们“讲义气”。“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违反。江湖上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讲义气不算太难,难得的是将义气贯彻到底,且出乎自然,不落痕迹。韦、胡、杜在这方面的道行皆属超九段高手。前几年,梁羽生先生还曾说起,“旧上海时代,青红帮自称‘侠门’,哥们讲义气就是‘侠’,杜月笙也讲‘侠’的。”
  当然,区别还是有的。韦小宝从政,胡雪岩营商,杜月笙在帮。   
  没有一个伟人在其仆人眼里是伟大的。我们从小说看到的韦小宝,滑稽可笑,近乎丑角,这是因为金庸以无限贴近主人公的‘全知角度’来讲述韦小宝故事。假如我们亲身在韦小宝手下当差办事,远远仰望,感受到的可能就只有他的英明神勇了。  
  “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成长,妓院是最不注重道德的地方;后来进了皇宫,皇宫又是一个最不讲道德的地方。”(《韦小宝这小家伙》),将妓院与宫廷并举,刻露出政治的肮脏。这不是金庸的专利,高阳《八大胡同》一书也有类似倾向。  
  高阳对金庸小说评价甚高,对金庸80年代后的政治转向则殊为不满。

    金庸称许高阳“是第一流的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在生时,和我是相当好的朋友,我明白他的个性和修养。”  
  金庸对高阳的小说,也曾直言其优缺点。“高阳的描写非常细腻,文学的修养比较高,但是高阳的一个缺点是非常罗嗦。我跟他是好朋友,有时候跟他指出过这个问题,但是他说这是个性,改不了的。他不舍得放弃一部分东西,影响了他的小说的价值。他的个性不大容易集中。”  
  也有不少人批评过金庸本人的《天龙八部》太松散、“不集中”。陈世骧先生却认为:  
  “间有以《天龙八部》稍松散,而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为词者……弟亦笑语之曰,……读《天龙八部》必须不流读,牢记住楔子一章,就可见冤孽与超度都发挥尽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叫做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  
  批评高阳小说“太罗嗦”,与指摘《天龙八部》“太松散”,道理都是对的,终嫌求全责备太甚。改掉了《天龙》“松散”的毛病,只怕便如陈世骧所言,再不能“写到尽致……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  
  鱼与熊掌,势难兼得。同理,太罗嗦、不集中,确是高阳小说短处,又何尝不是其所长?不罗嗦了,集中了,高阳作品的情节可能更紧张更刺激,但那种围炉夜话式的娓娓道来的谈话风,难以保持。

   玛丽莲梦露说的好,如果你无法忍受我最坏的一面,你也无法得到我最好的一面。

   这道理,也正如《倚天》中小昭所唱,“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  
  自然,如天假以年,高阳且有雅兴与自觉,像金庸那样把旧作认真修改一遍,其作品价值当有较大提升。

 

            二    《虬髯客传》与《风尘三侠》
      
  
  金庸于唐传奇尤其是其间名篇《虬髯客传》特致推崇,念高一的时候,即已撰文考证其作者为谁。1970年,金庸在《卅三剑客图》中再次对小说作者杜光庭致敬,“这许多事情或实叙或虚写,所用笔墨却只不过两千字,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写得生动有致,艺术手腕的精炼真是惊人。当代武侠小说用到数十万字,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金庸曾立意为任渭长版画集《卅三剑客图》的每幅画“插”一篇短篇小说,1970年1月,《越女剑》在《明报晚报》刊出,而后继无文。金庸道是:“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  
  何以故?  
  当是深知“用到数十万字,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此事做来,吃力,难以讨好。
  金庸不做,自有人做,且在金庸写此文的四年前,已经做成了。
  斯人,即是高阳。
  1966年,高阳所著《风尘三侠》,明显改写自《虬髯客传》。

   前两天我听了苏贞昌那句模仿高阳笔下虬髯客“我要出城”的叫嚣,将此书取出,重读一遍,益发叹服:金庸确有先见之明!
  以高阳的笔力、才气,《风尘三侠》自然不错。与原作《虬髯客传》对照,就不免如虬髯客遇上李世民,相形见绌、神采尽失。

   《风尘三侠》,近二十万言。大抵如金庸所说“当代武侠小说用到数十万字,也未必能达到(原作)这样的境界。”
  《虬髯客传》如烈酒,《风尘三侠》如冰啤,多出来的是水,丧失的则是原作的神味。高阳笔下的李世民,但见宽厚坦诚,原作中那份“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座风生,顾盼炜如”的大气,缺乏表现。
  类似感受,我在阅读唐浩明《曾国藩传》时也曾有过。《曾》书,1500页,逾百万字。读罢全篇,感觉书中的曾文正公面目模糊、有气无力,整个一标准“死人”,相对应的是高阳的《慈禧全传》,书中正面描写曾国藩仅数十页,然而透过这几万字,仿佛仍可触摸到曾文正公的脉息……
  人之才力,不可勉强也若是!
  金庸与高阳,写小说起步都晚,1955年,金庸发表《书剑》,1962年高阳创作《李娃》,当时皆已过而立之年。《风尘三侠》可算作高阳的早期作品,如果他改写《虬髯》不在66,而在86年,当有更佳表现,恐怕还是达不到《虬髯客传》原作的境界。
  高阳笔法细腻,以白描见长,至于雄放开阔一路,仍要让金庸出一头地。如果金庸改写《虬髯》的初衷未改,书成,可能比《风尘三侠》好些,怕也达不到原作的境界吧?  
  
           三    金庸·查慎行·高阳

     
  
  高阳《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一文与他《清末四公子》一书,有些章节内容雷同。两篇文字中,高阳对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挽词》有所解析。有一处却是错解,且与金庸的家世颇有瓜葛,大是好玩。
  陈寅恪原诗:“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
  高阳解析如下:“‘乡贤’指罗振玉,罗原籍浙江上虞,‘同符’一典,始见于杨雄《甘泉赋》……后汉书《马援传》:‘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臣本烟波一钓徒’,为康熙朝查初白(慎行)《谢赐鱼纪恩诗》末句。”
  实则,王国维之“乡贤”绝非高阳所指上虞罗振玉,而是陈诗中提到的“敬业”,也就是金庸的先祖、王国维的同乡,海宁查慎行。
  上虞与海宁相距数百里,称为“乡贤”,太牵强。  
  高阳只怕误解“敬业”为单纯的“爱岗敬业”之意,谬矣。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后记》中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
  《鹿鼎记》第一回,金庸自“注”曰:“记得小时候在祠堂中听长辈谈论祖先,说到查慎行时称‘初白太公’……查慎行有《敬业堂诗集》五十卷……康熙又曾为查慎行题过‘敬业堂’三字的匾。”
  陈寅恪诗中另有一句“征奉南斋礼数崇”,其意与“文学承恩值近枢”相近,均指王国维受命出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之职。
  “南书房”之设,始于康熙朝,查慎行当年也曾身任此职,《鹿鼎记》中金庸也提到过,“康熙召他(查慎行)进宫,在南书房当直”。
  “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讲的是王静安先生如他故乡海宁的先辈“敬业堂”主查慎行经历相似,均曾“行走”于“南书房”。
  高阳征引的《后汉书·马援传》“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一语,金庸50年代写作《三剑楼随笔》也曾引用过,翻成了语体文,“今日见你(刘秀)这样恢廓大度,就像汉高祖一样,才知只有你才是真皇帝”。
  当时金庸身在香港左翼文化阵营,写这篇《马援见汉光武》,别有怀抱。不同于后期的借古讽今,此文却是在借古颂今,文章的结尾,所谓“曲终奏雅”,金庸写道:“今日的情况当然与从前帝王的争天下完全不同,但做领袖的人如有风度有见识,自能使人一见钦佩,这在古今都是一样的。”
  50年代的金庸,确实认为“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三剑楼随笔·舞蹈杂谈》)。歌颂领袖,并非完全违心。

    金庸这篇“颂圣”之作较为含蓄,不似梁羽生那样直白。
   章回体小说的回目,该当自撰,引用他人的诗词作回目,也无不可,不过所引诗词的作者,怎么也该生在小说的历史背景之前罢?梁羽生先生就有本事把“九州震荡风雷激”用在一部以满清为背景的小说上作回目,窃以为欠妥。
  海宁查氏与横河桥许氏,门第相埒,同为绵延数百年的文化世家。可惜时世不靖,金庸、高阳二人迭经丧乱,没有机会进入名校师从名师,二人的文史知识,基本得诸自学,数十年苦读,其知识容量,较诸民国学术大家,或有不及,但跟大陆现在这帮五六十年代受教育的大部分文史教授并立,应无惭色。高阳以“野翰林”自许,亦深得“大傲若谦”三昧。
  因为没有受过完整、严格的学术训练,金庸、高阳在学问上也确有疏漏之处。高阳错解“敬业”,即为显例。以此为据,证明高阳学问根基太差甚至不及鄙人——我没有那么厚的脸皮。
  余英时先生“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到了南京大学董健院长眼中,金庸可是连当南大副教授还不够格!据说南京的历史名称,在南京城仅仅住了几十年的董院长知道21个,金庸却只能说出9个,学问比董差了一倍不止。看着这位董教授,不禁要深切缅怀那位精通多种“回”字写法的鲁镇大儒孔乙己先生了。
  余英时先生不是伯乐,是“色物牝牡尚弗能知”的九方皋,“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因此才欣赏金庸确有疏漏其实浩瀚的文史学问。

    余英时先生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谈到:“与曾氏同时代的陈澧曾提出‘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的分别。他认为士大夫之学比博士之学更为重要。所谓‘博士之学’指‘专明一艺’;所谓‘士大夫之学’,则指‘略观大意’‘存其大体’。……曾国藩所向往、所实践的正是‘士大夫之学’。”

    论学问、事功,金庸不能方比曾文正公。但其取向,感觉也是“略观大意”“存其大体”。而董健先生见不及此,才会以为他那样的“专明一艺”,乃是唯一出路。
     
                  200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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